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鲍鹏山:孔子兴学的特色与文化意义

2019-01-10 15:00:00  作者:鲍鹏山  来源:《江淮论坛》

  孔子生活在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后期。这一时期正处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“轴心时代”。东西方各大文明都在此时涌现一批伟大的思想家。中国有老子、孔子、墨子、孟子、庄子、荀子、韩非子等,印度有释迦牟尼,古希腊有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等。他们奠定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基础,让人类从蒙昧时代一下子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。他们的言说或文章成为人类文化的元典,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时代的人物和著作。孔子生活于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,他的伟大不只在于思想,更在于兴学,他的兴学独具特色,影响深远,具有非凡的文化史意义。

  一、孔子的教育理想:重整士气与儒风

  孔子从事教育,客观地说是对社会需求的响应。周王朝的文化是礼乐文化。可是,春秋后期是一个“礼崩乐坏”的时代。礼乐文化的崩溃,直接导致了周王朝政治秩序的破坏,所谓“天下有道,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;天下无道,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(杨伯峻:《论语译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6年版,第196页)。当时很多贵族对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都很生疏。比如,鲁国的贵族孟僖子,他所代表的孟孙氏家族其实是个非常好礼的家族,曾经代表了鲁国贵族阶层礼学最高水平。但到了孟僖子,却在外交上出过很大的礼仪方面的差错,以至于他自己都认为很丢人。(杨伯峻:《春秋左传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0年版,第1294—1296页)当时贵族的礼乐修养很差,需要一批专业人士给他们做礼仪方面的指导。比如,孔子的学生公西华就曾表明志向,愿意做一些“宗庙之事,如会同,端章甫,愿为小相焉”(杨伯峻:《论语译注》,第135页)。另一方面,从西周一直到孔子所处的时代,一大批贵族子弟跌落社会底层,变成士或庶人。这些“士”或“庶人”需要一条上升的通道,也需要有就业的能力。接受教育以获得相应的能力,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,成了迫切任务。在此情况下,礼乐文化的教育就变得非常迫切,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市场。

  孔子从教,不仅仅为了解决就业需求,他看到了更大的问题。社会失序,天地之道缺少了担当人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这些人都可以称作王,他们曾经承担了道,所以他们承担的道又叫王道。进入东周后,王衰弱了,不再能承担道义了。道义在一段时间里由“霸”来承担,这就是所谓的霸道。孔子对齐桓公的评价非常高,说齐桓公是“正而不谲”(杨伯峻:《论语译注》,第169页),正派而不诡诈;甚至,孔子对齐桓公的宰相——管仲的评价也很高,说:“桓公九合诸侯,不以兵车。管仲之力也!如其仁!如其仁!”(杨伯峻:《论语译注》,第170页)又说:“管仲相桓公,霸诸侯,一匡天下,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,吾其被发左衽矣。”(同上)无论是王承担道,还是霸承担道的时代,道并没有失落。世界还是有正道的。可是到了孔子的时代,霸也衰弱了。齐桓公以后,从晋文公开始,孔子就已经很看不上霸了。孔子对晋文公的评价是“谲而不正”(杨伯峻:《论语译注》,第169页),诡诈而不正派,认为晋文公所行的已经不是正道了。故而,孔子希望培养一个新的承载道义的阶层。孔子认为,他所处的时代不是王的时代,不是霸的时代,而是士的时代。他以士自居,主动承担了道,曾说“文王既没,文不在兹乎?”(杨伯峻:《论语译注》,第100页)周文王已经死了,周代的文化遗产不都是在我这里吗?“文”就是“道”。

  他不仅自己承担了道,还要求其他的士也要“志于道”,提倡“士道”。也就是说,孔子最终是想通过教育,赋予当时最落魄潦倒的一个阶层新的历史使命。通过承担这一历史使命,让这个阶层重新焕发出自己的内在生命力。颜回作为孔子最欣赏的弟子,对道就孜孜以求。《论语》对此多有记述,尤其是“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”(杨伯峻:《论语译注》,第65页),颇能体现他的安贫乐道。不过,他这样更新“士”的身份内涵,也让他的弟子感到困惑。子贡和子路都曾问过孔子同样的问题: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?”(杨伯峻:《论语译注》,第157、161页)“士”作为一个概念,其所指本来是不需要问的,几百年来,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士阶层都有确定内涵。子贡和子路心生疑问,显然意识到孔子所说的“士”不再只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种身份,一定还要具备某种素质、某种社会功能,担当某种社会责任。这个问题暗示我们,什么是士或具备何种品格和功能、担当何种责任才能成为士,成了一个问题。这就说明,子贡和子路意识到了孔子试图赋予士以新的内涵。孔子的另一个弟子曾参,对“士”作出了经典的概括: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?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?”(杨伯峻:《论语译注》,第92页)

  在赋予士以新内涵的同时,孔子还通过对“道”的体认和承接,改变了儒的形象。孔子以前,儒经常受人轻视。与他同时代的晏婴就曾在齐景公面前用很瞧不起的口气谈论过儒,稍后于孔子的墨子也用很轻蔑的口气讽刺过儒,他们认为这些儒都是无聊而没用的。应该说,他们谈的都是事实,孔子也看到了这个事实,但是,孔子还看到儒的未来。

  二、孔子的教育贡献:提倡有教无类的原则

  孔子的教育理想非常高远,教育成果十分丰硕。其中最特别的贡献是,孔子信奉并践行了“有教无类”的原则。

  有教无类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。孔子主张“兴灭国,继绝世,举逸民”(杨伯峻:《论语译注》,第235页)。在当时,“民”和“人”有所区别,“人”可以包括“民”,而“民”则是指下层社会的人。所谓逸民,就是指本来属于贵族,但最后家族衰弱了,变成了庶民,就不属于贵族了。逸就是放出去的,或者叫降下去的。孔子要通过教育,使这些人重新获得举用。但是,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,有教无类的提出与实践,是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。首先从教育观念上讲,至少孔子承认,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。在孔子之前,非贵族子弟是没有受教育权利的。孔子赋予普通人求学受教的权利。各个阶层、各种出身的人都能够受教育,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,使中华民族很快从愚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。

  大批新兴地主、商人、平民子弟因孔子而得以进入私学。这种有教无类原则受到保守派的批评。据《荀子?法行》载,“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:‘夫子之门,何其杂也?’子贡曰‘君子正身以俟,欲来者不距(拒),欲去者不止……是以杂也。’”南郭惠子认为孔门生徒“杂”,显然是从传统教育的“纯”来对比的。“杂”正是私学的特点。孔子门徒中,有贵族子弟如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兄弟,有富商如子贡,有穷居陋巷的颜渊,“衣敝衣以耕”的曾参,居“上漏下湿”“不堵之室”的原宪,还有“卞之野人”子路,那位被孟子称为“得圣人之一体”的子张,据《吕氏春秋》所言,也是鄙家出身,是野人。孔子“有教无类”,一视同仁,“有鄙夫问于我,空空如也,我叩其两端而竭焉”(杨伯峻:《论语译注》,第102页)。对“鄙夫”他也能“诲人不倦”,必从终始本末粗精上下而详尽解答。孔子“弟子盖三千焉,身通六艺者,七十有二人”(韩兆琦:《史记译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7年版)。孔子死后,“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,大者为卿相师傅,小者友教士大夫”(班固著,颜师古注:《汉书?儒林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2年版),多继承他的教育事业,讲学授徒。例如子夏就办学有方,弟子田子方、段干木、吴起、李克等皆“为王者师”。各类出身从学者聚到一起,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可以交流与碰撞,可以推动自由讨论和思想解放。

  我曾算过一笔账,如果按历史记载,孔子弟子三千真是一个确切的数字,当时全中国人口总数大约1000多万,那么,孔子所教弟子占当时总人口的比例很高。如果每个学生再影响十人,孔子教学的影响力就更深广了。所以说,孔子以他个人的力量,几乎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。

  孔子的有教无类深刻地影响以后的私学。墨子自称有“弟子三百人”(水渭松:《墨子直解》,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04年版,第362页),《淮南子?泰族训》称“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”(刘安:《淮南子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9年版);孟子“后车数十乘,从者数百人,以传食于诸侯”(杨伯峻:《孟子译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8年版,第109页);田骈在齐,“訾养千钟,徒百人”(《战国策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6年版,第164页);连许行这样一个“为神农之言者”,到一个小而落后的滕国,也收徒“数十人”(杨伯峻:《孟子译注》,第92页)。在战国时代,著名学者没有不聚徒讲学的,个个“率其群徒,辩其谈说”(王云路、史光辉:《荀子直解》,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00年版,第362页)。合而观之,有教无类原则的推行,大大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。

  有教无类的同时,孔子通过改变教育内容而提升教育质量。内容的变化就是由小六艺演变为大六艺。小六艺就是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,大六艺就是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。小六艺和大六艺的区别在于:小六艺是知识性和技能性的,是为了培养官员的;而大六艺是古代的一些经典著作。这些经典,不仅仅是一个知识体系,更多的是一个价值体系,一个精神体系,一个情感体系,一个文化体系。当孔子教学生这些的时候,显然不只是为了让学生学知识,更不是为了学技能,他要让学生有价值观,有世界观,有精神信仰。孔子在讲到《诗经》时,概括了四个字:兴、观、群、怨。(杨伯峻:《论语译注》,第208页)“兴”就是让人要有情怀,要有理想。“观”就是要有价值判断力。这个判断力不是就某个知识作出判断,不是要让人解决诸如一个电脑问题这样的技术性问题,那是技术能力。孔子注重的判断力指的是价值判断力,是非判断力。后来,孟子讲人的四心时,在讲到“智之端”时,就讲到了“是非之心”(杨伯峻:《孟子译注》,第59页),讲的就是判断是非,判断价值。所以“观”也就是价值的估量。“群”就是合群,就是群体的精神。孔子说过“鸟兽不可与同群”(杨伯峻:《论语译注》,第219页),这句话反过来说,就是人必须同群,人必须跟人群在一起,这是一个士对社会的责任。这种责任感的最高体现就是“爱”,就是仁者爱人。“怨”就是独立的批判精神。作为一个担当了道义的士,应该有独立的批判精神。

  尽管每个弟子的最终习得有大小多少的区别,但是,他们都可以在六艺之教中受到浸染和熏陶,中华文化也因此得以发扬光大。

  三、孔子的教育方法:因材施教并重视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

  孔子主张“君子不器”,不培养专业技术人才,而培养人自身。孔子以前,教育主要培养官场接班人,多做基本的礼仪训练。即便是背诵《诗经》等,更多是一种身份和职业需求。他主张“君子不器”,将教育提升到人自我精神成长的高度。所谓“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”(杨伯峻:《论语译注》,第173页),“为己”,就是“成就自我”“完善自我”。这个理念是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的飞跃。直到今天,也还是最具核心价值的教育理念,无法超越,也不可能抛弃或置换它。

  孔子所办的私学是真正的“大学”,也就是大人之学、君子之学。它不是培养人的专业技能,也不是灌输一些静态知识,而立足于培养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力,培养人的高贵品性和气质,养成人的大眼光、大境界、大胸襟、大志向。不是为了就业,而是为了成人。不是为了一己谋生,而是要为天下人谋生。谋天下太平,争人类福祉!《学记》对于大学里学的知识做了具体说明:

  比年入学(每年新生入学),中年考校(隔年考核一次)。一年视(考查)离经辨志(断句与文句理解),三年视敬业乐群(严肃对待学业及与同学友好相处),五年视博习亲师 (知识的广博和敬爱师长),七年视论学取友(学问的见解和选择朋友),谓之小成;九年知类通达(分类与类推,掌握规律法则,举一反三,融会贯通),强立而不反(树立坚定的道德信仰,不再反复),谓之大成。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,近者说服,而远者怀之,此大学之道也。(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版)

  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。”(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70页)目的是要一个人具备伟大高尚的德行。自孔子而后,儒家相信,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完人,每一个人内心都有美好的德行。通过大学教育,可以把这种德行发挥出来,弘扬出来,培养出来,这叫明明德。这样的教育一旦普及,全国人民的整体面貌就会焕然一新,所谓“亲民”就是“新民”。“止于至善”就是达到最高最终的善。并不是说最高的善易于追求,而是借此表达态度,强调学无止境。大学的学习实际上是无止境的。

  无止境的学习需要有恰当的指导和持续的意愿。为了不破坏或者说提升这“持续的意愿”,孔子为学生提供了“恰当的指导”,结合每个从学者的材质特点给他们制订相应的教学方案,展示不同的教法,也就是所谓的因材施教。“中人以上,可以语上也;中人以下,不可以语上也。” (《论语?雍也》)基础好一点的人,可以多讲一点;基础差一点的,可能就要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。悟性高的人,可以讲深一点;悟性浅的,可能要从小事情上着手。

  孔子对教育的规律把握得非常准确,对人的观察也非常准确。在《论语》里,有很多人问孔子,什么叫孝,他的回答是不同的。很多人问孔子,什么叫君子,孔子的回答是不同的。很多人问孔子,怎么样从事政治,回答还是不同的。有很多人问孔子,什么叫仁,回答也是不同的;甚至同一个人多次问仁(樊迟),他的回答都是不同的。并不是孔子这个人没有固定的观点,而是他能根据不同人的特点给予相适宜的回答。子路很勇敢,但做事很莽撞,想起来就做,风风火火,不计后果;冉求小心谨慎,察言观色,非常拘谨,做事情翻来覆去地考虑。子路问老师,听到了一件正确的事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去做?孔子告诉他,不可以,有父兄在,至少要问问他们,不能自作主张。冉求问了同样的问题,孔子却告诉他,你既然觉得正确,就应该马上做。公西华在旁边听了,就问孔子:老师啊,刚才子路来问,你告诉他不行,要听听父兄的意见。可是冉求来问,你却要他不要犹豫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?孔子告诉他,冉求比较胆小,所以我要鼓励他;子路太莽撞,所以我要抑制他一下。(杨伯峻:《论语译注》,第133页)

  因材施教,可以培养出不同的人才。尽管主张“君子不器”,孔子还是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工作能力。只是,工作能力的背后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和培养。终身学习的能力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。

  孔子是终身教育的开创者。他招收学生时的“有教无类”的“类”,不仅是身份上的差别,还有年龄上的差距。孔子学生中有非常年轻的弟子,如曾参、子张、子夏、子游、公西华等;也有年龄很大的学生,如子路、曾皙、颜路等。学生一旦拜入门下,一般会终身跟随孔子学习。当然,他们又各有谋生手段。跟着孔子读书的人,随时都会出去做官,比如冉求、宰予、子路、子贡、子游、高柴等等。子路跟随孔子四十多年,也不总是待在孔子身边读书。子路是有家室之人,要养家糊口,他必须去做官,获得俸禄。孔子在做鲁国大司寇时,子路就曾在鲁国做过季氏宰,就是季氏的大管家,也就是之前阳虎的职位。这可是很高的官职。后来子路在卫国的蒲地做官,带领百姓修理好沟渠,将当地治理得井然有序。孔子去看他,给予很高的评价。再后来,子路陪伴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后,又回到卫国做官,最后死在了卫国。子路可以随时出去工作,也可以随时回来跟孔子学习,这就叫“学而优则仕,仕而优则学”。孔子开创的终身教育形式非常灵活,需要时去养家糊口,工作之余也可以回来读书,修养身心。

  终身学习也是孔子本人坚持实践的原则。在教学过程中,孔子既是教育者,也是学习者。他本人通过创办私学从事教育,找到了终身“志于学”的最好形式。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探究学问、传播文化,成为中华民族第一位专职老师,一生绝大多数时间不做官也不经商,只是做教师。他“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”(杨伯峻:《论语译注》,第75页),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”(杨伯峻:《论语译注》,第81页)。假如不是教书,不收束脩,孔子就不可能一辈子学习不辍,安心整理六经。教师这种职业让孔子可以终身学习,有足够的时间总结、传承、提炼古代文化。

  孔子的教育模式是为士量身定做的,适用于他的时代。其实,在今天,这种教育也依然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。它可以为社会上不同身份、不同阶层的人,尤其是商人提供修养身心的机会。比如做生意的人,一个大项目完成后,常常身心疲惫,如果到某个好的环境中读读书,会是多么好的身心修养!我们有必要将孔子的教育模式再重新推广。

  结语:孔子教育的文化意义

  孔子以一己之力传承了伟大的中华文化。身处一个伟大朝代的末世,却能够创立私学,整理、提炼、传承已经散失和即将被遗忘的传统文化,功莫大焉。孔子以后的诸子,不光是儒家的人物,法家也罢,道家也罢,他们学问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孔子。可以说,孔子是诸子之源,是百家争鸣局面的开创者。

  孔子的教育模式极具魅力,后来多有仿效者。不光是孔子的弟子曾子、子夏都有授徒,再往后,墨子、孟子、庄子、荀子等全都是私学老师。荀子,在齐襄王时,在稷下学宫被称为“最为老师”(韩兆琦:《史记译注》)。这正是孔子的教育模式的巨大生命力和魅力所在。孟子讲过人生的三大快乐,其中有一个叫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(杨伯峻:《孟子译注》,第240页),甚至说“王天下而不与存焉”(同上)。庄子还给孔子虚构了一个杏坛,把孔子的教学进一步诗意化了。他说:“孔子游于淄帷之林,休坐乎杏坛之上,弟子读书,孔子弦歌鼓琴。”(杨柳桥:《庄子译注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年版)庄子的这段描述是多么富有诗意啊!他和孟子一样,从孔子的教育实践中看到了一种特别具有魅力的生活方式。从历史上看,孔子以后几乎所有的学者都非常希望过这种生活。直到现在,还有那么多人办书院。

  孔子的教育模式在漫长的中国古代,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生命力,是因为这种教育可以由社会来自我实现,不需要政府的力量。甚至于一个乡村的老秀才,就可以把这个乡村的教育担当起来。值得注意的是,通过科举考试的教育成本不高。这种低成本的乡村教育模式,来自于孔子的私学模式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中国古代的基础教育不是由政府办的,政府有大学,也就是太学。但是对小孩的教育,往往是由当地的乡绅,或者地方官,提供一个场所,比如说乡村的祠堂,再找个老秀才,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给老秀才相应的报酬,比如给几斗米等,就可以教了。所以在中国古代的乡村,这种自我教育功能的实现,就是建立在低成本的基础上。由于中国古代的乡村可以实现自我教育,所以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中涌现出的一批批一流的人才,几乎都是在乡村教出来的。近代的如鲁迅的三味书屋,就是乡村自我教育,不是政府办的学校;又如钱穆、胡适、巴金,包括钱钟书,他们最初的教育都是在乡村的私塾或家塾中完成的。就是这样一些私塾或家塾,走出了中国历代的主要人才。乡村自我教育和国家科举考试的有机结合,保证了中国在每个时代中都可以让贫寒的人有上升的通道,让上层社会有更换新鲜血液的可能性。这是最典型的古代中国的“中国梦”,所谓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,实现了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有机对接,使社会各阶层没有固化。这也正是科举制度的了不起之处,它源源不断地保证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互相流动。哪怕父亲是宰相,如果儿子科举没考好,下一代照样是平民。父亲哪怕是农民,儿子只要通过科举考试了,就可以做官。

  汉代以后,孔子的教育逐渐演变为国家的“教化”,这种以道德伦理为基本内容的“教化”,不仅成了“文化”的可见形式和有效形式,还兼具了宗教的功能,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民众信仰的基本来源。

  作者:鲍鹏山,上海开放大学中文系教授 

责任编辑:赵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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